明清时期，最突出的特点，是茶书的增多。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，认识到“牧民之职，兴利除害而已。害不除，则民难以安枕，利不兴，则又无以资生。”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，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。明·何彬然仿陆羽《茶经》之例，著《茶约》一卷，明·王启茂著《茶铛》一卷，清·瞿文灿著《种茶炙焙法》，宗景藩著《种茶说十条》、龙赓言著《劝农小识》、王庭桢著《树桑植茶说》、曹南英著《制茶条议》等，皆对茶树的生境、载焙、采摘、制造等方面，详述备至。茶书的增多，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。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，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，用以谋生致富。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，不断公诸于世，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，指导茶叶生产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元代，光国军所属的通山、大冶、阳新等，俱产茶。元盛时，“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，有园户、商户。以茶株纳税，每十引为一据，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，其所用袋装茶引纸，俱以江州请用，关防装袋打角，仍运司领给，由富池口批验称盘，然后出江发卖。”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。

明季，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。太祖谓参政张昶日：“茶之所产，多在江西、湖广、所以前朝茶运司，在江州专任茶课，尔差官分投前去，各府州踏勘，且数起科作额，以资国用。”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，产茶之所，湖北以弄昌为首，惟兴国最著。崇阳县西南“龙泉山产茶，味甘美，号龙泉茶。”兴国(今阳新)大坡山产茶”，号坡山凤髓。《群芳谱》云：“太和山(今武当山)出骞林茶，初泡极苦涩，至三四泡，清香特异，人以为茶宝。”《明一统志》“谓骞林叶，太和山出。”《均州志》云：“木之异者，有骞林树，芽茁如阳羡，能涤烦热，道流所珍。”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(1489年)，复贡骞林叶茶，供明王朝宗室享用。阳新县，桃花尖山出茶，号桃花绝品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，兴国州，“贡茶芽六十斤”。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，讲究茶廛，“每茶一窠，初采茶芽二两五钱，中采二两，末采一两三钱，其焙干五两重。”嘉靖年间，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，岁贡茶芽六十斤，则务虽废，而其制犹存也。嘉鱼南阳山产茶。明·李教有“殷勤烧茶夜煎茶”之句。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。明末“废去茶园大半，至今每岁不下提余。”荆州海会寺产茶。建始产茶，明·正德六年(1511年)，“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。”利川县忠路雾洞坡，土人遍种茶树，经久耐泡，清香持久，谓之雾洞茶。

清代初期，政府只“教树桑柘。为衙茶茗。”茶业生产，裹足不前。至清晚期，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，认识到“生齿繁而遗利少，若持农业一端，断难养瞻，以后日困日促，有何底止。”为此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，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，兴利除弊，进行茶业改良，兴办机器制茶，开拓茶叶销路，劝民广植茶树，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。

清朝时期，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。有的地区以茶为业，赖以为生。蒲圻之茗山茶。康熙年间，“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，峒人迎之，代收茶，取行佣，估客收茶义宁州，因进峒，教发红茶做法，茶只一种，大红雨前为头茶，名乌龙肄。生者为子茶，复末为禾花，又日荷花，最后为秋露。红茶以蒸晒，乘热复以布，色变红，再晒不过火。黑茶则晒而复蒸，蒸而复晒。亦有炒热者，可作清茶。”乾隆年间，蒲圻“细民女红，自县南以西，崇山峻岭，挖山采葛，树桑培茶”，衣食丰足。嘉庆年间，山民多种茶，藉以资生。宜统二年，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，授以茶树栽培、采摘、制造之法。由于出茶甚饶，年额茶税银四十两，居全省第二位。至清末，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：物华、桦华、精华、月华、春华、天华、天专馨、夺魁、赛春、一品、谷芽、谷蕊、仙掌、如栀、永芳、宝蕙、二五、龙须、凤尾、奇峰、乌龙、华宝、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。

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。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。《崇阳县志》云：“今四山俱种茶，山民藉以为业。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，延及邑西沙坪，其制采楼叶，入锅火焙，置布袋中，揉成再搂者，入甑蒸软，取梢细叶，洒面压作砖，竹箱贮这，贩往西北口外，名黑茶。道光季年岁，商履集采细叶，曝日中揉之，不用火焙，阴雨则以炭焙干，收时碎成末，贮以枫柳木作箱，贮内裹薄锡，住外洋卖之，名红茶”。同治二年(1863年)，“沙俄商人巴提耶夫，来汉经营茶叶，为减少中间环节，牟取暴利，前往崇阳大沙坪、蒲圻羊楼洞等地，开设茶庄，利用毛茶，制成茶砖出口。”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。

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，黄龙山，“山顶常年云雾，产云雾茶及佳。”“茶之属者，邑人多种于隙地，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，至次年倾生，烈日用树枝遮之，三年便可采，有雨前、明前、雀舌诸名。土人为嫩为贵，故味清香而不腴。”

大冶县“之茗同产茶”。《大冶志》云：“茶出天台、汪家崖、吴家岭诸山”。

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，其顶平旷，云雾缭绕，产“云雾苛”。

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，旧产云雾茶，人贡。清末时，“蔸茶不生”。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，甲于全省。

嘉鱼县“之阴山产茶”。年额茶税银二十两。

咸宁县，乡民多植茶，“每年清明、谷雨季节，茶芽初发，乡间况事红茶，摘茶、踩茶、焙茶，民无暇刻。”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，居全省第二位。

五峰县，“邑属水[氵尽]、石梁、白溢等处，值产茶。每于三月，有茶之家，妇女大小，俱出采茶。清明节采者，为雨前细茶，谷雨节采者，为谷雨细茶，并有白毛尖，萌勾亦日茸勾等名，其余为粗茶。”顾彩去：“王峰渚山产茶，利最薄，统名峒茶。上品者，每斤钱一贯，中品者，楚省之所通用，亦日汀潭茶。故茶客来往无虚日，茶客至，官给衣食，以客礼待，去则给引。”顾彩在《采茶歌》中，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，描述得淋漓尽致。

远安县，“茶以鹿苑为绝品，每赖所产，不足一斤。”鹿苑，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。“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，然凤山亦无茶，外间所卖才，皆出董家坂、马家坂等处。以地近凤山故名。”凤山即鸣凤山。按：陆羽《茶经》云：茶出山南者，以峡州为上，生远安山谷，盖指此茶而言之。

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，“里人种茶其上，号乌通茶。”忠路乌洞坡，土人遍种茶树，其叶清香，迥异他处，名乌洞茶。”

鹤峰县，“神仙园、陶溪二处，茶为上品，州惟茶利最溥。”《鹤峰州志》云：“容美贡茶”。“茶树遍地生殖，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，味亦清腴，取井水烹服，驱火除瘴，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，现生产极饶。咸丰甲寅年(1854年)，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，清示设栈，多方经营，由是远客鳞集，城乡有食其利者，而财源渐开矣。”自丙子年(1876年)，广商林宸来州，采办红茶，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，办运红休，载至汉口，兑易洋人，称为高品。”

建始县邑民多种茶。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。

黄梅县西北紫云山，其顶平旷，有僧人植茶，号紫云茶。

圻水县，“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。”

由此述可见，通称产茶。故《清一统志》云：武昌府、宜昌府、施南府皆土贡茶。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。

再从湖北茶课来看，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，系咸宁、嘉鱼、蒲圻、崇阳、通城、兴国、通山七县，请领所有茶引，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。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，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，坐销者征税银一两，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，课银一钱二分五厘，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，课银二两二钱五分。行茶到关，仍行报税，又均州、荆州、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、搂茶，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。尽收尽解。乾隆八年，(1743年)，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，旧行茶十八引，随带湖北，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，课银一钱二分五厘，共六两七钱五分。十三年(1748年)，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，由本县截角给商。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，由商呈缴申司送部。”这些历史载，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，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。

从湖北历史上看，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，由于朝代之兴废，人事之代谢，历朝历史代政府，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，保护茶树资源，发展茶业生产，或张或驰，或得或失，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。荆楚先民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，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。